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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前言： “‘我认为中国艺术家除了没有钱，没有大工作室，什么都有，而且什么都是最好的。’这原本是艺术家顾德新在1989年8月说的话。如今,它私下被戏仿为“中国艺术家除了有钱、有大工作室，什么都没有。”当我们以同样的方式拷问如今的知识青年时，我们是否面临着同样的尴尬！我们就像被抽干水分的萝卜，无力地躺在自己的墓地，等待最后的消亡。现今的我们是如此迫切需要铁与血的滋润。当我们以空荡荡的灵魂去面对那段历史时，我们看到的一场剧烈的“斗争”。当北岛与星星的成员走上街头奋力喊出艺术自由的口号时；当游行队伍被警队驱散的只剩下孤零零30个人时；当散去的人们躲在街角，在退后200米的地方，眼巴巴地看着我们时；黄锐这样说：——“这个场景令我终生难忘”。这就是陈丹青先生所要描述的“野种”。也是他所认为的真正的“人”。一如他所说的——“1979年的野种们血脉贲张，竭力证明自由是站出来抗争，不看人脸色，不靠权谋，不投机，甚至，不是为了艺术。”“‘在野’一词早已不再被使用，或为煞有介事的暧昧词语———主流、非主流、体制内、体制外———所替代。唯1979年，‘在野’二字确曾闪烁一时，获得真实的价值。那不是词语，而是活生生的人。”1979~1989，那是一段“人”的历史十年。
当年的艺术家以运动的方式“强硬”的发出他（她）们自己的真实意愿时，注定了这场要被记录进中国现代史的艺术运动终将无关乎艺术！而这也就注定了他们所触动的将远远不仅仅只是中国的艺术环境。在一篇报道中曾这样写到——“1979年，历史的接力棒就交在这二十多人手上。”历史就这样被改写。在评价这段历史时，批评家皮道坚这样定义“八五运动”——“八五新潮是一次非常有力度的思想启蒙运动”，而包泡认为“星星画会最大的意义在于导致了知识分子自我人格价值的觉醒。八五新潮给今天留下来的财富，是对表达自由的执着追求，对生命价值的不懈探索。”我清楚的记得在诗人严力回忆那段历史文字中有这样的话：“回过头来想想，都有点在生活中挣扎的意思。”如今的我们在面对生活时，还有挣扎吗？！还有反抗吗？！难道这些真如陈丹青先生说的：“属于历史一时语塞而疏忽，出点小事故。”难道我们在这里缅怀这段历史，仅仅只是为了纪念这小小的疏忽、事故吗！如今的我们在面对如今的现实时，难道不应该在缅怀的同时做些事情吗！
当艾未未不客气的指出“星星”身上这种“小知识分子”的恶劣情结时，他这样评价现今的中国——“现代主义在中国甚至还不存在呢！”
历史会终结吗？新的历史又将会以怎么样的方式超越？
——当我们踏着历史的轨迹书写新的历史时，我们是在创造新的历史还是在一如既往的做着已经“作古的历史”的附庸者？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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