封建就是分封建国，按照天子家族的血统亲疏、大臣的军功卓著程度画地而治。对天子而言，这些诸侯们形成拱卫家天下的藩篱和治理百姓的耳目鹰犬；对百姓而言，这些诸侯们就是一个特权阶级。虽说有“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”的理想口号，但那只是忽悠老百姓的，普遍性的情况是贵族享有豁免权。几千年来，莘莘学子们被官僚的优厚待遇所吸引，努力成为特权分子中的一员。儒家的君君臣臣理论谆谆教诲老百姓安于治于人的阶级地位。封建社会的等级实质上就是由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组成。马克思的分析之精辟至今仍然无人超越。当然，在统治阶级内部，同是官僚，还要细分几个等级，越往上，特权越大；反过来，越往下，人的权利越小。到草根百姓头上，就只能艰难度日，苟且偷生。遇到天灾人祸，人就不叫人了。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无情揭露了这种等级差别带来的社会现实，卖妻鬻子直至人食人的历史记载都是真实的民生写照。当然，到了这地步，对等级的质疑和反抗就不可阻挡，“王侯將相宁有种乎”的布衣之怒势如燎原之火，天下从大乱走向大治。人的身份等级进入重新洗牌的轮回。

　　从五四运动开始，反封建成为时代的主题。制度上的封建消失了，中国人期待着真正的平等。现在，无论是理论还是法律，人至少在书面上是平等的。可在现实中，封建却像一个幽灵，在中国的大地上和中国人的心灵深处飘荡。身份等级就是最大的封建遗毒。人分三六九等，还谈什么现代化？很奇怪的是，一些躬耕布衣挣得社会地位后居然开始热衷于维护自己的身份等级，并加大与百姓的差距。

　　社会上的身份等级差别，表现之一是官与民。这种差别从外观上都都看的出来。我最怕看电视新闻的干部访贫问苦送温暖这类节目。衣着光鲜、肥头大耳的与衣衫不整、憔悴不堪的对比太强烈，他们的实际差距又岂是一眼看得出的。

　　表现之二是市民与农民。从1958年中国实行户口制起，农民就沦为了这个国家的二等公民。农民到城里去，要暂住证，否则就要被收容遣送。中国人在中国的国土上竟然要办暂住证，也算一大幽默吧。农民因为没有城市户口在城市就找不到好工作，只能做苦力活。医保、社保、城市低保都与之无缘。教育、文化、体育等事业实际离之很遥远。有天上午在街上，几个兴奋的农村孩子边走边说：“我今年的心愿就是来这里玩一次！”看到他们渴望的眼神，心里很酸。成为农民，不是他们的选择，为什么要他们承受政治经济乃至人格尊严上的蔑视？

　　表现之三是正式工和临时工。本人所在地的一些机关，由于人员年龄老化和转岗等原因，司机这样的工勤岗位都请的是临时工。和原来的老司机一起为单位服务。老司机每月工资2000多，加上出车补助一般500左右，通讯费100，收入在机关算高的。临时工每月不超过1000，正式工所享受的医保、住房公积金他们都没有。逢年过节的福利临时工发一半。工作态度、工作量等方面临时工反过来又要比正式工强一倍。在国有企业里，苦累险重的工作一般都雇临时工，形成正式工看、临时工干；干的收入只一半、看的还要提意见的怪现象。

　　表现之四是编制内外人员。行政事业单位实行编制管理本意是严格控制机关人员膨胀，因此规定了很严格的进入门槛，简单说是凡进必考。但实际是各种关系人员最终都“合法”地进入，这些人能胜任工作的不多。而一些能干事的反而进不来。比如工农商学兵有些很优秀的一线生产者具有很丰富的工作经验、很强的工作能力，但是，他们的身份决定了他们只能做一辈子的劳力者；而已经进入的，除非刑事犯罪，一般也出不来。

　　表现之五是人命不同价。交通事故中对死亡人员的赔偿一般按照当地居民年收入的10倍计算。过去在实际操作中如果死亡的农民，则只按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计算。农民人均纯收入比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要低三倍以上。我亲自处理过一个事故。2003年，我一个同事出公差，在湖北孝感的孝天（孝感——天河机场）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，一名农村小男孩不幸遇难。人家是独子独孙，那天正好是孩子生日。出事后，孩子的父母、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三个家庭立即崩溃。在当地交警的主持下，我们协商赔偿数额，我心生恻隐，表态可以多赔付一些。出乎意料的是，交警肯定了我方的高姿态，但私下对我说，他那每天都发生几起事故，有些赔付很难做到。按规定就是以当地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的十倍赔偿，再加上很少的医疗费、丧葬费。交警说，这么处理已成惯例，暗示我别坏了规矩，否则会给当地起示范作用，给他们以后的工作带来麻烦。我别无选择。最后我方赔付对方仅三万多元。孩子父亲绝望的眼神让我终生难忘。2005年春节，我还有一个朋友，在城里驾车出了事故，一名公交公司的女职工遇难。尽管他动用了一切他可以动用的关系，最终他赔付了三十多万，其中他个人出了八万。两条人命，价值相差十倍。现在虽没这么算，但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居民收入相差几倍，那么越穷的地区人命必然越贱。写这篇文字一月前，我这一个乡镇的采石场发生滑坡，六个农民遇难，老板给每人的赔付标准是13万。这也说明人命价格是由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。

　　类似的现象还可以举出很多，真是“人比人，气死人”。一个社会，如果人为地划出几个等级，并且壁垒森严，至少低等级的人会丧失希望，会对社会产生不平。由于较高等级的优越性，该等级的成员会努力维护该等级的特权，进一步加大等级间的差距。最终，等级会演变成阶级。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.4的警戒线，达到0.5，属于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。一种仇官、仇富、仇社会的情绪正在底层社会蔓延。

　　这几年，国家加大了对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，如免除农业税、加大对农村的投入、促进农民增加收入、提高城市最低保障标准、扩大就业等等，应该说共产党十分关注民生。但很多问题是旧的体制造成的，很多矛盾又是由代表各自利益的部门和官员造成的。计划经济一大特点就是由政府（实际是部门或兼有政府职能的垄断行业）来分配资源，其手段有行政许可、项目和资金安排、价格制定权、收费权、利润（包括不当得利和收费等）处置权、行业垄断权等等。权力寻租是这些部门和行业的人员（不仅仅是官员）的必由之路。所以很多好政策，到了他们手上有利则作为，不利则不作为，甚至乱作为，民间称之为歪嘴和尚念不好经。党和国家的政策的执行过程就是这些部门和行业与上级博弈的过程。笔者所在城市前几年筹备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时，质量技术监督、农业、工商等好几个部门都争着要把这项职能归为自己部门，各自都从法律、政策、现状、优势等方面摆出一堆理由，那个冠冕堂皇。后来市里规定履行职能时不许收费，这些部门居然大变脸，都不愿再管这件事。什么加强管理、什么为市民办实事，最终落脚点不过是个钱字。

　　我国正在向市场经济迈进。市场经济的特点就是由市场配置资源，政府机构设置只能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是相反。政府管理透明不高，这个问题已经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。一个企业从注册开始到开始生产经营，几十个收费项目在张嘴等待，以至于很多地方都规定了每月多少天部门不得干扰的“宁静日”，这正常吗？不该管的管，该管的却管不好。比如青蛙的贩卖和食用，至少有农业、林业、水产、工商、城管等部门管，但从来都没管好过。常常经媒体一披露，还得市长亲自过问甚至要召开专门协调会。这正常吗？日常生活中很多随处可见的问题本可以消灭在萌芽状态，可往往要拖到民怨沸腾再由上级领导亲自督办解决。相关部门为什么不作为？为什么我们的社会管理、执法要用搞运动的方式进行？

　　其实这些问题老百姓知道，领导更清楚。有位领导就曾在一次会议上说，把某某部门撤了，经济照样发展。虽然这些部门的人不高兴，但心底承认事实就是这样。撤并一批政府部门，对经济只有促进作用。同样，裁减一半公务员，是民生利好。目前行政和事业单位人员的管理实行编制管理，编制数的确定按财政供养系数确定，并由上级政府严格控制。目前湖北省的财政供养系数为2%，即每百万人口供养2万行政事业单位人员。很多地方的地方财政收入大头用于养人。机构设置虽不要求上下完全一致，但也差不了哪里去。

　　编制的问题是进难出更难。一名在编人员，如果不求上进，即使每天什么事不干，天天给干事的人添麻烦，哪个领导拿他都没办法。每月工资两千多块，奖金福利少不了一分。国家公务员管理条例、公务员法尽管对人员的考核、辞退有明确规定，人人心里明白：那是书上说的。有人这样设想过：借鉴国外经验，每届政府组阁只确定部门主要负责人。部门副职和部门人员由该部门主要负责人选定。市里将各部门落岗富余人员集中起来设立公务人员储备中心，组织他们学习、提高素质。人员在中心期间待遇保留，领导可改非。各部门已选用人员和中心人员实行动态管理，双向流动。中心面向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推荐适合人员，破编流动。聘，你就是公务员；不聘，你该干吗干吗。打破编制内外的门槛吧，填平社会各阶层的鸿沟吧，千万别让身份等级终身化和世袭化，否则几代人都白干了。曾经我们毫不犹豫地打破了企业工人的铁饭碗，为什么自己的铁饭碗不愿意打破？

　　谁都明白我们的改革进入了深水区，也就是政治体制滞后带来的不适应。国家连续几年一号文件也是消除城乡差别重大举措。和谐社会应该是平等的社会，当前老百姓最关心、最直接、最现实的问题集中指向社会公平。不撤除我们社会中的等级门槛，等级差距将会越来越大，不要说民族所期待的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不可持续，连社会稳定都将受到严峻挑战。为了平等，从武昌首义到建国，那么多的革命先烈抛头颅、洒热血，今天我们有什么理由为了自己的特权维护并继续扩大等级差距呢？五四运动快九十年了，反封建的任务还没有完成。封建，就隐蔽在我们自己的内心深处。